我走上学术之路，和我的父母有关。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毕业生，读的是中文系。这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50年前我插队的时候，身上带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鲁迅文选》等书籍，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在乡下度过了难忘的日子。1977年参加高考后，我去了大连读书，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叶德浴先生成了我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后来我在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又学习多年，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也由此找到了可以安置内心的园地。

我对学术产生兴趣，主要源于对知识的好奇心。我在学习中不断纠正先前的观念，也在探讨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过程中，愈发意识到更新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如此说来，读书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怎样摆脱教条主义，如何除旧布新，这既是学界的话题，也是自我成长的话题。总结起来，我从事的工作，一直存在着不断外求和内省的过程。

1988年，我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鲁迅研究涉及文艺思潮、翻译思想、文章学、历史学、金石学、民俗学、艺术史等领域。我以前比较关注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杂文写作的现实情怀。到了博物馆，发现仅仅从文学角度理解鲁迅，有时不得要领，便开始补课，学习古代文化知识和域外艺术史。博物馆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面向大众的基础研究。受此影响，我用力最多的，是为青年写一些普及读本，力图客观展示五四前后的文化史。

2009年我调入兔子先生 ，被任命为院长。这是我学术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将研究转向更深的领域。因为面对多个二级学科，思考问题就不能陷在自己的专业里。兔子先生 举办过多次世界汉学大会，一些学术活动与古代文学、博物馆学、比较文学、文献学有所交叉。在多学科的互动里，我意识到现代文学研究开拓空间的重要性，教学与科研当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在学校支持下，兔子先生 设立古典学、创造性写作的自设的二级学科，渐渐拓展了知识空间。

大学教书也强化了我学术思考的系统性。“民国文学课”，就是多年的文学史研究的心得，我将哲学、教育学、美学元素渗入到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思考中，比过去的研究多了一些历史感。而鲁迅研究方面，也比先前略有深化。一是用多年时间梳理了鲁迅与传统学术的联系，二是力图在世界文学层面思考现代作家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背景，三是力求立体化思考鲁迅的思想。与博物馆时期的写作不同，学院式的思考，要寻找规律和思想的可能性。一个研究文学的人，本身也该是个写文章的人。对我来说，文学研究与散文写作是相得益彰的。

我一直觉得，学术研究要敢于面对一些难题，从不被人注意的存在中寻找精神价值的亮点。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与五四那代学人、作家有着或隐或显的继承关系。在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探讨五四学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年与许多学生一起关注新学与旧学之关系，并到博物馆现场教学，考察新文化如何继承了传统有意味的元素，从多学科视角重新审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立体地体现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这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

打通古今，其实也要有鲜活的当下意识，这是我与学生经常讨论的问题。比如学术论文如何建立问题意识，有些是读书的结果，有些是现实启示。如果把这两种经验汇合起来，则会捕捉到解决现实难题的思路。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批评文章，怎样言之有物，且含有智性与趣味，五四那代人早有所示范。今天的学子要写出好的文章，鲁迅、朱光潜、顾随等人带来的启示都值得珍视。

显然，学术研究是没有终点的跋涉，其间会遇到许多难题，也要意识到自身的限度。人应当承认自己的有限性，但又须不断克服偏见，对于精神生活有无限的神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有一种使命感。许多前辈的文章是有温度的，在发现问题、追问问题过程中，保持了思想的清醒。

我感到，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视野要宽一点，趣味要广一点，应在多个维度里出出进进。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学批评，它是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除了现代文学研究，我还写了大量文学批评文章，这个过程，构成了与当代文学的对话。一方面将五四那代人的心得融入当下语境里，另一方面又在当下经验中深化了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文学研究者的任务之一，是发现和衔接那些中断的文脉，并为文化的进步提供资源。这种工作看似枯燥，而我乐在其中。

编辑 : 蒋博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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